2400年前，当孔夫子站在汹涌奔腾的黄河之滨时，叹发了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的千古感慨：念天地之悠悠，感乾坤之沧桑，就像这黄河水一样一去不复返。然而这并非是无奈之叹，我们对自然及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是可以认知的，因为“天生四时，地生万物。春道生，万物荣；夏道长，万物成；秋道敛，万物盈；冬道藏，万物静。盈则藏，藏则复起。”（《六韬·守国第八》）“天地载道，道存则万物生，道失则万物灭。”（《处世悬镜·识之卷一》傅昭·南北朝）（天地万物是有规律的，按规律发展办事则万物就能生存，违背规律就会灭亡。）古往今来，莫不如此。
古往今来，人莫不趋利避害，追求快乐与富有，逃避痛苦与贫穷。古往今来，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名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。名利者，无论是个人之名、家庭之利，还是国家之名、社稷之利，皆取之有道。这个“道”就是规律、方法、思路和观念，正确的道，则源自于对天地自然、人类社会客观的认知与把握。
然而，“物之生也，若骤若驰，无动而不变，无时而不移”（《庄子·秋水》），即万事万物是无限的且时刻处在永恒的变化与流动之中，而人们的认知却是有局限性的，况且世间万事万物“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，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；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，亦因是也。”（刚发生时就将消亡，刚消亡时又将发生，将要肯定时已经在否定，正在否定时已经在肯定。因为有‘是’所以才有‘非’，因为有‘非’所以才有‘是’。所以大智慧的人不去分辩是非，而是观照它的天然本性，也就是因任自然的道法和规律）（《庄子·内篇·齐物论第二》）。比如，如果人生平均按三万天来计算的话，从出生的那一刻、就开始了生命的减法，即向着三万天的尽头走去，这不正是“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”吗？
一天天增加也罢，减少也罢，都意味着变化，并且是“不舍昼夜”永恒的。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和不确定性的未来，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“以变应变”，面对现实做出正确的判断和符合实际的决策。前人及其书本上所讲的东西，永远滞后于现实的变化。因为，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”古希腊哲学家如是说，讲的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理解，只是对某一个时段变化的认知。“凡先王之法，有要于时也，时不与法俱在。”（《吕氏春秋·卷十五慎大览第三·察今》），即“凡是过去的法制和理论，都是适应当时形势需要制定设立的，但时世在变，时势不可能与法制一同留存到现在”。即使在当代，当人们总结实践归纳理论、编撰成书付梓出版，最短也得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，此时客观世界早已发生了许多变化甚至巨大变化。正如庄子所言：“天下莫不沉浮，终身不故，阴阳四时运行，各得其序。”（〈庄子·外篇知北游第二十二〉）即“天下万物没有不变化的，它们不会一直静止固定，阴阳四时的运行有自己的规律”，由此，我们做事也就必须“圣人不期修古，不法常可，论世之事，因为之备。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。世异则事异，事异则备变。”（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）即“圣人不指望久远的古代，不效法恒久不变的常规，而是研究当代的实际情况，并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。做事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变化，同时应备的措施要跟所做的事情相适应。环境不同了，作事方法也就要跟着变化，情况变了，采取的措施也就要跟着改变。”并且“法与时转则治，治与世宜则有功。时移而治不易者乱，故圣人之治民也，法与时移。”（《韩非子·心度》）（法度能随着时代而变化的，国家就能安定，治理方法适合于社会实际，就能取得满意的效果。时代发展了而治理手段不变的，就会发生混乱，所以，圣人治理人民的原则就是法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。）。因此，“彼王者之制也，视形埶而制械用，称远迩而等贡献，岂必齐哉！故鲁人以榶，卫人用柯，齐人用一革，土地刑制不同者，械用、备饰不可不异也。”（《荀子·正论第十八》）（按照地域不同而规定使用不同的器械和用具；贡品；碗；盂；皮革制成的容器；各个地区环境和风俗不同）。
“往世不可及，来世不可待，求己者也。”（《尉缭子·治本第十一》）我们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，积极应对才可能驾驭命运，毕竟“胜可为也” （《孙子兵法·虚实第六》）（胜利是可以把握和创造的），只要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，认识客观环境的变化，遵循变化之道因应时变，就可以把握和创造机遇。
![]()
古往今来，人莫不趋利避害，追求快乐与富有，逃避痛苦与贫穷。古往今来，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名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。名利者，无论是个人之名、家庭之利，还是国家之名、社稷之利，皆取之有道。这个“道”就是规律、方法、思路和观念，正确的道，则源自于对天地自然、人类社会客观的认知与把握。
然而，“物之生也，若骤若驰，无动而不变，无时而不移”（《庄子·秋水》），即万事万物是无限的且时刻处在永恒的变化与流动之中，而人们的认知却是有局限性的，况且世间万事万物“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，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；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，亦因是也。”（刚发生时就将消亡，刚消亡时又将发生，将要肯定时已经在否定，正在否定时已经在肯定。因为有‘是’所以才有‘非’，因为有‘非’所以才有‘是’。所以大智慧的人不去分辩是非，而是观照它的天然本性，也就是因任自然的道法和规律）（《庄子·内篇·齐物论第二》）。比如，如果人生平均按三万天来计算的话，从出生的那一刻、就开始了生命的减法，即向着三万天的尽头走去，这不正是“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”吗？
一天天增加也罢，减少也罢，都意味着变化，并且是“不舍昼夜”永恒的。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和不确定性的未来，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“以变应变”，面对现实做出正确的判断和符合实际的决策。前人及其书本上所讲的东西，永远滞后于现实的变化。因为，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”古希腊哲学家如是说，讲的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理解，只是对某一个时段变化的认知。“凡先王之法，有要于时也，时不与法俱在。”（《吕氏春秋·卷十五慎大览第三·察今》），即“凡是过去的法制和理论，都是适应当时形势需要制定设立的，但时世在变，时势不可能与法制一同留存到现在”。即使在当代，当人们总结实践归纳理论、编撰成书付梓出版，最短也得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，此时客观世界早已发生了许多变化甚至巨大变化。正如庄子所言：“天下莫不沉浮，终身不故，阴阳四时运行，各得其序。”（〈庄子·外篇知北游第二十二〉）即“天下万物没有不变化的，它们不会一直静止固定，阴阳四时的运行有自己的规律”，由此，我们做事也就必须“圣人不期修古，不法常可，论世之事，因为之备。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。世异则事异，事异则备变。”（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）即“圣人不指望久远的古代，不效法恒久不变的常规，而是研究当代的实际情况，并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。做事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变化，同时应备的措施要跟所做的事情相适应。环境不同了，作事方法也就要跟着变化，情况变了，采取的措施也就要跟着改变。”并且“法与时转则治，治与世宜则有功。时移而治不易者乱，故圣人之治民也，法与时移。”（《韩非子·心度》）（法度能随着时代而变化的，国家就能安定，治理方法适合于社会实际，就能取得满意的效果。时代发展了而治理手段不变的，就会发生混乱，所以，圣人治理人民的原则就是法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。）。因此，“彼王者之制也，视形埶而制械用，称远迩而等贡献，岂必齐哉！故鲁人以榶，卫人用柯，齐人用一革，土地刑制不同者，械用、备饰不可不异也。”（《荀子·正论第十八》）（按照地域不同而规定使用不同的器械和用具；贡品；碗；盂；皮革制成的容器；各个地区环境和风俗不同）。
“往世不可及，来世不可待，求己者也。”（《尉缭子·治本第十一》）我们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，积极应对才可能驾驭命运，毕竟“胜可为也” （《孙子兵法·虚实第六》）（胜利是可以把握和创造的），只要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，认识客观环境的变化，遵循变化之道因应时变，就可以把握和创造机遇。
